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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“骈文”和辞赋的关系，应该说存在不同意见，但其实也不难区别——从修辞上说，骈文以对仗为主而辞赋以铺陈为主；从句法上说，骈文以对偶为主而辞赋以排比为主；从韵律上说，骈文求平仄而不看重押韵，辞赋则不仅讲究平仄还需句尾押韵；从题目上说，骈文常常题目随意而辞赋一般都以赋名之；从功能上说，骈文更为灵活甚至做论说文用，而辞赋基本用于描写和抒情。

“骈文”，的确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一种文体。

“骈文”，和古文及后来科举中所用的“八股文”，其实区别亦很明显，不遑论及。

关于“骈文”讲究用典并追求词藻华美，在下一部分中再说。

“骈文”之“骈”，原指两马并驰。“骈文”还称“骈俪”，“俪”则指夫妻成对。

所以，“骈文”或“骈俪”，所概括的，就是此种文体的最突出特点——语句的平行、对称。

这个特点，既是语言和汉字的单音节、多声调特点决定的，同时也是这种文体的美学追求。

所以，“骈文”的最主要的要求，就是语句对仗。

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毛嫱鄣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五色。”

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：“修容乎礼园，翱翔乎书圃。”

张载《七哀》：“汉祖想枌榆，光武思白水。”

沈炯《经通天台奏汉武帝表》：“承眀既厌，严助东归；驷马可乘，长卿西返。”

刘勰《文心雕龙.丽辞》总结说：“凡有四对：言对为易，事对为难；反对为优，正对为劣。”这是关于骈文对仗的理论总结。唐以后，又有所谓“同类对”“异类对”“双声对”“叠韵对”“连绵对”等等细分，愈加繁复。

梁陈以后，“骈文”以“四六文”为主，但也始终不限于此。

“四六文”的形成，是人们长期摸索的结果。

《文心雕龙.章句》说：“四字密而不促，六字格而非缓。”这讲的，是四六句在朗读时的变化感觉。

从梁陈时的徐陵和庾信开始，逐渐开始大量使用这种“四六”的写作方法，至唐，成为惯例。

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：“楚王宫内，无不推其细腰；魏国佳人，俱言讶其纤手。”

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：“荆璧睨柱，受连城而见欺；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定。”

七言对，其实仍然很多。最著名的如：“请看今日之城中，竟是谁人之天下。”

三言五言，八言九言则较少见。

必须大量用典，这是“骈文”的“硬性”要求。

所谓“用典”，就是使用古代传说、神话、成语、谚语、经传名言等等，浓缩后用于骈文句中。

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。”“请缨”“弱冠”“投笔”“长风”都是用典。“他日趋庭，叨陪鲤对；今晨捧袂，喜托龙门。”“鲤对”“龙门”也是用典。

用典，讲究“正用”“反用”“翻用”“借用”“暗用”“对用”等一些列方法，需要“提炼”“剪裁”“典雅”等等技巧。

“骈文”有大致的韵律要求。

这个“大致”的要求是——

第一，某些骈文，如序记、章表、论说等，可不用韵；除此之外的，一般用韵，但用韵的要求不严，比如可以六句、八句、十句、十二句一韵，均可。

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实际是骈文。其曰：“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。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。各抱地势，勾心斗角。盘盘焉，囷囷焉，蜂房水涡，矗不知其几千万落。”押韵比较随意。

第二，在平仄上，要求平行之对须平仄相异；上下句须平仄相间。

举例来说——如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；“驰烟驿路，勒移山庭”；“宁知白首之心，不坠青云之志”；“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以犹欢”。

“骈文”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刻意追求辞藻华丽。

如，“雹碎春红，霜凋夏绿”；“幽岫含云，深溪蓄翠”；“电透箭疾，坻飞陇复”；“英辞润金石，高义薄云天”；“似墨翟之悲泪，如杨朱之恸哭”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骈文，属于贵族文化。

其兴衰，就一定与古代高层统治者的文化水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。

骈文的开端，离不开汉灵帝。对此，文学史家们几乎没有异议。

这个汉灵帝，治国极差，在文化上却兴致奇高。他开立鸿都门学，收揽辞赋家、小说家、书法家、画家若干，各展其能。骈文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骈文，正式形成于魏晋。推泼助澜的，主要是曹丕曹植二兄弟。这二人，自己的文化水平很高，因为地位高又可以肆意发挥，于是，使用骈文一时成为风气。西晋的陆机，被认为是骈文巨擘。还有当时的刘琨，这二人也都是很有文化的贵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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